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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良:我的学术之"路

张中良 冷川
内容提要 小学科同样能出大学者,但要精深且有大视野。陈先生由梅花这个专题起步,拓展到整个植物学研究,这就是由专家到学者的升华。我们的学科永远需要专家,但也永远需要学者,二者无所谓孰高孰低,但从理论构架来说,学者的气魄更大。

 

张中良,19552月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笔名秦弓。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武汉大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曾任西北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务处副处长、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2013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中文系系主任(20213月卸任),学术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日本学刊》等发表论文一百八十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读书》等发表文艺评论一百八十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走近鲁迅:由崇拜到对话》等,合著《中国现代杂文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华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通史》,译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随笔集《学术时髦的陷阱》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论文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二等奖。

 

吉林大学的“七七级”

我就从在吉林大学读书的时候说起吧。本科我们是“七七级”。用蒋寅的话说“你们吉林大学的七七级不得了”,有诗人王小妮,诗人、诗评家徐敬亚,日本思想史专家孙歌,西方文学批评史专家杨冬,古代文论与辽金文学专家张晶,艺术学专家李心峰……我们这个班真是出了一批专业人才。“七七级”其实是攒了十年,我们班年龄最大的有32岁,最小的16岁,我当时在班里年龄居中,23岁上的大学。

刘中树老师是我们本科阶段《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两门课的任课老师。我考硕士生的时候还多次去打扰他,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就是刘老师介绍我来读的。后来,刘中树老师当了吉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对于我来说,刘老师是把我带上现代文学学术道路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第二位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刘柏青老师,我选过他的《鲁迅与日本文学》这门课。刘老师课上谈到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还有中国左翼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系,这对我后来做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有直接的启迪。我最早接受论文训练也是跟着刘伯青老师。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我写的是《论阿Q的革命》,刘老师给予肯定,鼓励我投稿。当时我对论文不太懂,文章有很多欠缺,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印在中文系学生办的油印刊物上,我的本科学位论文也是跟着刘柏青老师做的《〈阿Q正传〉人物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这是受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先生的影响,我读过钱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十分佩服,觉得这种写法挺好的。可是当时自己的功底浅,下的功夫也不够,不过这个题目还是值得做的。

公木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本名张松如。《八路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就是他写的。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的歌词“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也是他写的,当时非常流行。吉林大学每年的运动会有一个保留节目:男生四人齐唱,唱的都是公木先生的歌。我听过公木先生讲浪漫主义的报告,那时候我还不太懂浪漫主义,只是觉得公木先生好像做诗人更好。我们班诗人的成长离不开公木先生的鼓励,他们后来遇到挫折时,都得到过公木先生的鼓励和保护。

吉林大学的前身是东北人民大学,废名早年就在这个学校讲过鲁迅。本科期间,丁玲、萧军、楼适夷这些左翼老人曾应邀访问长春,我有幸听过他们的报告,也听过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先生讲美学、武汉大学王文生先生讲古代文论、文学所张炯先生讲当代文学,还听过李泽厚先生作学术报告,记得是在省委党校,我们慕名去听。在吉大那四年,我虽然有点懵懵懂懂,但很用功,后来觉得还是收获挺大的,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珞珈山常青

本科毕业以后,我来到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有两位:一位是毕奂午先生,一位是陆耀东先生。毕先生是30年代的诗人和小说家,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时曾与何其芳同事,也是知心好友。巴金很欣赏这位文学新人,毕先生的诗集《掘金记》和散文集《雨夕》,都是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毕先生对徐志摩有点不屑,主要是政治倾向和徐志摩不一样,不喜欢徐的小资情调。毕先生是河北农村的苦出身,了解大众的痛苦,1928年在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读书时,他曾与同学王荣庭,即后来的“西部歌王”王洛宾,结伴要去莫斯科,结果阻力重重,未能成行,在哈尔滨流浪了几个月。所以,毕先生写的作品带有浓烈的左翼色彩。抗日战争期间,毕先生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关进了监狱。巴金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把他的手稿《雨夕》带在身边想方设法出版了。直到抗战结束后,毕先生才得知《雨夕》出版的事情。

1949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毕先生是湖北代表团的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湖北省文化局的副局长。关于毕奂午先生的故事,《人民日报》记者、作家李辉曾写过相关文章。我只看过毕先生关于鲁迅《野草》中《秋夜》篇的赏析文章,他也有几首新诗刊于《诗刊》杂志,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短文。毕先生很幽默,他说自己就是一个“侍读”,是陪你们一起读书的。我当时还理解不了导师的心情,只是觉得毕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

毕先生是河北井陉人,天性善良,热忱宽厚。他与陆耀东先生为我和马俊山这两个武大第一届现代文学硕士生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就在毕先生家上课。每次课,学生提问题,导师答疑,师生交流。师母赵老师总是提前准备好点心、茶水,不时提醒我们吃喝。有时有人敲门找人,毕先生70多岁了,拄着一根拐杖,步履蹒跚地亲自把人家带到武汉大学另一位老先生的家门口,这样的事儿我都见过好几次。毕先生阅读面很广,他读过的书,有好多我们没读过。毕先生说,研究鲁迅就要读鲁迅读过的书,我们同学悄悄地感叹:鲁迅有童子功,我们这一代恐怕读不完鲁迅读过的书。有一次课间休息时,毕先生带我们上二楼,走廊过道里都是书。他还给我们看清代的“褡裢儿”,就是前后搭在肩膀上,前面放书,后面放钱、放杂物。毕先生以前的藏书在“文革”时都失去了,他特别心痛,后来就拼命地买书。也许是以前失书的惨痛太深了的缘故,毕先生的书轻易不外借。我们同学有时就说毕先生待人很厚道,可是涉及到书却有一点儿小气,但当我们说想要拜读他的创作时,他就把家里仅存的《掘金记》和《雨夕》借给我们看。陆耀东先生曾经让我和马俊山一起写一篇毕先生的传略,但毕先生坚决不同意,因为一写就要回忆往事,而回忆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19851月我毕业离校前,承蒙毕先生手书李清照《鹧鸪天·桂花》上半阕见赠:“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该词的下半阙是“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我想,这首词正是毕先生的自况。

我的学习,陆耀东先生指导得更多一些。陆先生的研究领域之"一是鲁迅研究,新时期比较早正面评价鲁迅和尼采关系的,一是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再就是武汉大学的陆耀东先生。陆先生和唐达晖先生还合作过一本《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陆先生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新诗研究,主要成果有《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冯至传》,以及晚年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第二卷在其在世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三卷写好了大部分,但没有最后成型。陆先生2010年辞世后,程光炜等几个弟子在导师书稿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三卷。《中国新诗史》是陆先生的最大学术贡献。

陆先生思想解放,不仅较早对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做出了深入的探究,而且勇于挑战一些关于“有争议的作家”的“定论”,比如徐志摩、李金发等。陆先生的研究领域也颇为开阔。他对我们说:研究现代文学,鲁迅自然绕不过,但是你们不能只研究鲁迅,只做鲁迅研究,也研究不透;再说你们工作以后,只读鲁迅,怎么够用?我们中国学者不像日本学者,日本学者可以一辈子研究鲁迅,研究一个中国作家,但中国学者,若一辈子只研究一位作家,哪怕是鲁、郭、茅,你可能做得很深很细,成为有成就的专家,但是视野不打开,会有发展的种种局限。

在武大,我们还去唐达晖先生家里上过郁达夫研究课,唐先生是陆先生的合作伙伴,有些合作者最后往往产生不愉快,但是陆先生和唐先生的合作始终很好,合作出书、发表论文。我们受教较多的还有易竹贤先生,易先生的鲁迅研究很出色,出过专著。我选修过易先生的鲁迅研究课,阶梯教室学生在百人左右。最受启发的是他对史料的运用,我过去看鲁迅的很多生平史实多是当成趣事来看,但易先生把史实用于学术研究,借以分析鲁迅的思想,从中我学会了怎么发现资料和运用资料。有的材料是写论文的时候才去找的,但有的不是,很多知识以前就知道,只是没有用到合适的地方,我在易先生这里受到这方面的启发,在资料使用的广度和适用性上都有提升。易先生影响最大的还是胡适研究,当时胡适研究还不是太红火,他恰是早期研究胡适的学者中成果突出的一位。我们的胡适研究课就是去易先生家上课的。

我和同窗马俊山性格不同,我比较内敛沉默,而马俊山则活泼外向,有时有点桀骜不驯的样子。有一次,陆先生看着我俩笑眯眯地说:“小马小张啊,你们俩要是合成一个多好啊!”说得我们也都跟着笑。毕业后,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见到陆先生,总能感受到一如既往的关爱。有一次在北京开鲁迅的会议,正好他的新著《徐志摩评传》由出版社拿到会场,我赶忙买了一本,陆先生看到以后一定要把书款给我,表示是他送我的,又在书上签名题字,称“中良学弟”,那一代人的风度是我们学不来的。2006年在大连开会,漫步老虎滩时,陆先生提醒我研究领域不要一个劲儿地扩大,该收则收,由博返约。此前的拓展视野,此时的由博返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陆先生的教诲,永远铭刻在心。

 

西北大学的三年半

19851月在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到西北大学工作了三年半,实际等于又读了一个学位。高校工作对一个人的帮助是挺大的,我在系里给本科生开过必修课《中国现代文学史》与选修课《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等,也为西安艺术专科学校与广播电视大学上过几轮《中国现代文学史》。我的感觉是系统地讲课,可以发现自己的短板所在以便努力去充电,有助于知识系统化、学术研究历史化。在西北大学,我幸运地遇到了张华老师,他是山东大学本科毕业,和李希凡、蓝翎是同届。后来,他到北大读研究生,50年代学习、照搬苏联教育制度,叫副博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研究生制度的第一批研究生。张老师1935年出生,性格耿直,眼光犀利,赶上反右运动,就莫名其妙戴着“右派”帽子在西北大学的资料室工作。他和毕奂午先生一样,在资料室工作了好多年,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又重新走上讲台。也许与受过苦难有关,张老师待人宽厚,杂文写得很好。他带着我们做杂文研究,学术史上第一本《中国现代杂文史》,就是张老师主编的,由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虽然书薄了一点儿,但毕竟是第一本。张老师请曾彦修先生与林非先生作序。曾彦修先生,笔名严秀,延安时期的杂文作家。曾老先生很有性格,他在人民出版社当社长,定“右派”时空一个名额,没完成任务怎么办?他说谁让我当社长啊,那我就充个数吧。这样这位老党员就成了“右派”,一直待到“四人帮”被粉碎才复出。林非先生此前出版过《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对现代杂文做过系统研究,张老师请这两位先生作序,可以说是最佳选择。这部杂文史出版以后,杂文研究的成果陆续多起来,比如山东大学姜振昌老师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还有福建师大姚春树老师和袁勇麟老师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等。

当时,张华老师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李成芳老师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系领导对我很关心,也很器重,我到西北大学不久,系里就任命我做鲁迅研究室副主任,鲁迅研究室主任是蒋树铭老师,我主要是做一些具体工作,包括《鲁迅研究年刊》的编务。王富仁老师的导师单演义先生是我们研究室的前辈。他过去是研究庄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他来研究和讲授鲁迅,这样才从庄子转到鲁迅。单先生敦厚善良,对我们年轻人都特别鼓励,过年开会发言,他就说学生要当好学生,老师要当名导师,大家就笑,说感情单先生就是名导师,因为他有个学生叫王富仁。

西北民风质朴,我在西北大学得到了许多鼓励。西北大学的三年半,我有两年获得学校“教书育人优秀奖”,有一年被评为省直科教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在年轻教师中是获得荣誉最多的。1988年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最初接到通知拟录取为委托培养生,我一时为两万元委培费而着急,中文系党总支李成芳书记和刘建军主任表示可以由系里提供50%委培费,同时也请得学校资助,共同支持我读博。幸而后来导师林非先生努力争取、文学所决定将我由“委培生”改为正式生,这样就不用支付委培经费了。当时是副所长何西来先生来信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我至今保留着何西来先生笔触遒劲的信。我在由衷感激文学所的同时,自然也十分感念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慷慨!

 

社科院读博时期 

1988年来到社科院跟林非先生读博士。之"所以考博,和王富仁老师有些关系。他是单演义先生的硕士,毕业后曾留在西北大学工作,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李何林先生门下读博。这在西北大学引起轰动,尤其是现代文学专业。我是1985年春天去的西北大学,王老师好几年前就已经考博走了,但在西北大学影响深远。后来西北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的陈学超也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生。陈学超与艾晓明、陈福康三人是同一届。我工作时接手了一个班,任班主任,前任班主任就是陈学超,所以同事就开玩笑说:“中良,你要好好干,争取和陈学超老师一样……”这个氛围自然让我有了考博的想法。本来我硕士毕业就可以去北京,但是因为我爱人本科毕业分配到西安工作,我读硕士时我们有了孩子,当时就觉得应该先工作,所以武大毕业后我就直接到西安工作了三年多。林非先生第一年招生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新晋导师的消息虽然刊在《人民日报》上,但因未作宣传,很多人还不知道。第二年研究生院把招生广告再次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大家慢慢就都注意到了。林非先生是鲁迅研究、散文研究的专家,其门下报名的人颇为可观。我的第一选择也是报了林非先生。

当时,我的考试总成绩排名第一,但录取排在第二。后来我理解了林先生为何将苏冰列为第一录取对象,苏冰的鲁迅论文写得比我好,林先生做鲁迅研究,对这一点很看重。原来社科院有本杂志叫《鲁迅研究》,出过好多辑,林非先生编发过苏冰的论文。苏冰分析鲁迅的思想问题,探讨鲁迅和章太炎的关系,很有深度,文笔也遒劲有力,这一点林先生没看错。再就是面试的时候,林先生问过我一个问题,我答得极其糟糕。林先生问:“你觉得鲁迅为什么写《野草》啊?”我的回答肤浅可笑,我说鲁迅小说写了,杂文也写了,诗歌才能还没有得到发挥,所以写了《野草》——我若是在考官的位置上,考生这么回答,这道题我会给他零分,所以我完全理解林先生。既然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就要加倍努力啊!

林非先生80寿辰的时候,我们学生给林先生出了一本八秩文集《思想者的心声》,收录了林先生的学术论文和散文代表作,同时还有学者的评论文章、朋友及弟子的印象随笔,厚厚的一大本。我写的那篇中提到自己曾经的“小心眼儿”,师母肖凤教授看到后,笑着安慰我说:“其实你老师对你评价很好。”苏冰后来到日本教汉语去了,没有接着做鲁迅研究,而我一直在做。我的性格有很多弱点,但有一点还是可取的,就是有点不服输的劲儿。为什么硕士论文选择写老舍的长篇小说呢?就是因为武汉大学考硕士那年有一道15分的大题,我得了0分。那道题是“评老舍早期的三部长篇小说”。我当时没有读过《老张的哲学》、也没读过《赵子曰》和《二马》,甚至这三部小说的书名都不熟悉。得零分的这道题刺激了我,进校以后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浅谈老舍〈离婚〉的喜剧特色》,硕士论文选题为“老舍长篇小说风格研究”。性格如此,自己欠缺什么就要补上这块儿。博士录取也是因为这点儿波折吧,所以尤其要努力。当时有一门课的成绩,导师给我的分不高,那是我没写好,苏冰90分,何德功85分,我才80分,感觉那还是导师给我留了很大的面子。林先生和别的导师很大的一点区别,就是一次严厉批评都没有,他说什么都是非常委婉的,比如我和导师沟通不够主动,林先生就说:(何)德功常来电话,那意思是说你太拘谨了。我小的时候很活泼,但后来的性格发展却又过于内向。我有一篇散文叫《母亲的表情》,一万多字,由林先生推荐发表在大连的《海燕》散文月刊上,从怀念母亲一直说到我的童年。林先生希望我能开朗一点,他特别宽容,很委婉地来引导。

 

 

2001年,张中良(右二)与林非先生(右三)、王兆胜老师(右一)等合影

 

学术上每进一步,都离不开导师的指导。我做博士论文,开始报的题目是“论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给林先生说了,他很委婉地说20世纪太大了,能不能缩小到“五四”呢?后来我缩小到“五四”,但还是没做好,因为那几年风波跌宕,心神不宁,毕业那年又着急去日本,只能算是勉强过关。我当时觉得论文没写好,就希望把我刊于《外国文学评论》的一篇关于法国启蒙文学的论文作为附录,林先生笑笑说,附录就不必了。学位论文就是学位论文,其他的不宜放在论文后面,这些对我的提醒都很重要。

林先生对我还有一个启发,就是一个学者除了要做好专业外,还是应该写写其他文章的。林先生早年写诗,诗歌曾被选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诗歌卷(19491999)》。新时期以来,在散文史、散文理论研究的同时,他也在散文创作上辛勤耕耘,成绩斐然。我向导师学习,坚持写随笔,有一段时间写得还比较勤。我去日本一年,回来写了一批关于日本的随笔,那段时间连着发了好几篇。如果没有林先生启发、引导,做榜样,并且帮我寻找园地,我即使写随笔,也不会写这么多。我的第一本随笔集《中国人的德行》,本来是华龄出版社约林先生写的,林先生事情多,很慷慨地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不是所有导师都能做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不会集中思考与深入探讨国民性等问题,林先生的恩情,我永远铭刻在心。

生活上,林先生也对我们十分关心,不时把我们几个弟子叫过去吃饭,当时还不太时兴去饭店,都是林先生在自己家里做。古人在家里待客以“鸡黍之"炊”表示厚谊,林先生就常常招待我们以“鸡黍之"炊”,有时也炖红烧肉。林先生开诚布公,宽厚慷慨,富于温情,对所有学生都十分关心。他不是通过批评,让学生有敬畏,而是通过点拨,让学生逐步去体悟。

 

日本之"行 

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去了日本一年。当时中国社科院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有联合培养日本问题专家的计划,从社科院博士候选人里遴选资助对象。我很感谢社科院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这个培养计划,感谢研究生院的派遣,东京大学留学一年开拓了我的视野,学术上受益最大的就是日本的实证方法。

我在那里参加了日本的“中国3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讨论,研究会成员有丸山升先生、丸尾常喜先生,还有佐治俊彦、芦田肇、小谷一郎、佐藤普美子、白水纪子、江上幸子、加藤三由纪、西野由子等老师,以及正在读博士的清水贤一郎、杉野元子、铃木将久、河村昌子等年轻学人。这一年让我切切实实地明白了什么是实证研究与文本细读。当时每个月开一次会,讨论《现代》杂志的某一期,大家分配任务,一人谈一期,承担者必须把这期杂志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社科院唐弢先生也一直主张这样做,但当时尚未形成风气,很少有人下这样的功夫。我也想尝试做一期,但资历不够,他们非常委婉地告诉我,先听一听先生们的就可以了。即使只是旁听了一年,我的收获也很大,什么是刊物研究,什么是实证研究,体会深切。我的指导教官是丸尾常喜先生,他既有实证研究的功夫,又富于诗性,实证研究交织着诗意的联想,比如他说鲁迅《野草·过客》里的过客,实际就是《秋夜》里写到的枣树——过客就是行动起来的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只有诗人的思维才能做出这样的联想。文学研究既要以实证史,也不应规避诗性。丸尾先生是诗人,他每年元旦都会写一首新年诗,寄给日本和中国的朋友。我已经翻译了丸尾先生的著作,想过几年再编一本丸尾先生的纪念集,内容包含他的学术代表作、几十首新年诗与散文札记,还有怀念和研究丸尾先生的文章,我已经收集了一些相关材料。

 

秦弓(张中良)译:《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

 

丸尾先生对我影响特别大的除了实证和诗性,还有一点就是他把多学科的方法应用于鲁迅研究的尝试,比如宗教学、民族学、中国古典戏曲,这一点也获得了日本其他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借鉴。丸尾先生之"前,当时还没见有学者把绍兴的目连戏引入鲁迅研究。日本汉学界这样做的有两位:一位是田仲一成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丸尾先生,他在80年代初就结合目连戏分析鲁迅的作品。后来中国学者受他的启发,比如刘家思教授,研究绍兴剧和鲁迅的关系。近年来,我尝试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所受丸尾先生影响甚大。我在日本的时间不长,但收获颇丰,幸遇一位好老师。丸尾先生特别慈祥,我们做学生的都在他家吃过“天妇罗”,很多去访学的中国学者也都得到过丸尾先生的关照。丸尾夫人在送我出门的时候,拿了把小剪子,走到门口,看看四下无人,就把路边树枝上的花给我剪下一枝,丸尾先生在后面笑眯眯地说:孔乙己说偷书不算偷,在日本偷花也不算。这枝花我放在花瓶里做成插花,还照了相,照片一直保留着。

我做的正面战场抗战文学研究,特别是对战役文学的分析整理,也和在日本这一年的阅历有关。日本的战记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从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很多日本作家都是战地记者出身,像国木田独步,战地报道本身有文学性质,后来他们又用这个题材写小说;相应的,批评界也有战记文学研究。我为什么会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去做抗战文学的研究,直接原因就是受日本战记研究的启发。做抗战文学/文化的研究,总得把历史本身搞清楚,有的文章写得仓促,还有待扩展充实,但学术研究应该有它的历史感和精确性。

总之",每个学者的成长,都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滋养,以上大致是学习经历对我的帮助。

 

文学所的十六年

博士毕业后,我留在母校社科院研究生院,岗位是学报编辑。第一年要去职能部门锻炼,便到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一年,第二年回学报,第三年又去教务处当副处长,一直做到19972月。在研究生工作处时,杨义老师邀我参加《中国新文学图志》著述。杨义老师是唐弢先生的弟子,获得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表彰的“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的荣誉,研究生院接受了杨老师的建议,每周给我两天学术假去参加图志项目。

 

2007年,胡景敏博士论文答辩会合影,前排由左至右:杨义、胡景敏、李存光;后排由左至右:王兆胜、张中良、杨匡汉、李辉、刘勇

 

图志项目完成之"后,没有了学术假,白天要坐班,晚上想做点学术,疲惫不堪。后来我向杨义老师表达自己想到文学所做专职研究的愿望,他就为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给文学所张炯所长,导师林非先生自然乐于支持,黎湘萍学兄也向现代室主任热情推荐,在林非先生、杨义老师、现代室主任张大明老师的大力支持下,1997年春节过后,我就到文学所上班了,一直到2013年春天离开,在这里工作足足16年。

 

2011年赴云南考察腾冲抗战遗址途中,文学所现代室部分成员合影。由左至右:冷川、段美乔、张中良、赵园、刘福春、杨义、萨支山

 

从学术上来说,社科院有特殊的地位。过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郭沫若院长兼学部主任,属国家级学术机构,成立之"初,从全国选调人才,集中了一批顶尖级专家学者,文学所就有俞平伯、王伯祥、孙楷第、余冠英、蔡仪、毛星、杨思仲(陈涌)等,冯至等一批外国文学专家学者后来独立出去另组外国文学研究所。19775月,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科院的学术定位要求学者从宏观上去考虑问题,要弘扬学术正气,引领学术前沿。我之"所以走向抗战文学研究领域,就缘起于2005年正值抗战胜利60周年,社科院文学所举办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一方面,我负责遴选出席会议的国内抗战文学专家,另一方面自己也要提交论文。我翻了很多期刊,发现有关抗战文学的研究论文很少,就初拟一个发言题目:《为什么抗战文学研究如此滞后?》,但过了一段时间,快到交稿截止期了,我还迟迟动不了笔。为什么呢?我想自己从事现代文学研究都20多年了,一篇抗战文学的研究论文都没写过,我有什么资格来分析这个问题呢?后来就决定还是要直接进入这个领域,查找原始文献,找到一个具体问题的突破口。在文学所图书馆翻了一段时间杂志,这才注意到抗战文学的表现对象除了根据地和大后方之"外,还有一个正面战场,那么多作家走上战场,冒着枪林弹雨采访、甚至作战,以切实的生命体验与烈火般的激情书写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与悲壮牺牲。可惜过去的文学史对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关注太少了。我在会上的报告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第一次提出“正面战场文学”概念。如果没有2005年参与筹备这个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大概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同样,如果文学所没有何其芳老所长那一代搜集保存下来的那么多老期刊,我进入这个领域也不会如此顺利。我准备会议发言时最先翻的是《抗战文艺》,稻草纸的,纸面上凸凹不平地嵌着稻壳,文学所所藏比较全,馆藏资料足以支撑起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研究。

 

张中良著:《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文学所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学科述评,这也是文学所的传统,从樊骏老师开始,王保生、赵园、孟繁林、刘福春等都做过。赵园老师当室主任的时候,曾经邀请院外学者来做,院外学者有积极性,做得很好。后来我接任室主任,觉得这项工作还是应该收回来由现代室自己做,这样有利于了解全局与态势。段美乔、萨支山、程凯、吕晴、冷川等年轻同事都做过,对研究室建设与整个学科发展都有好处。学术界很看重这个工作,因为文学所的学术综述代表了整个学科。这对年轻人融入学术界也有益处。做一两年学科综述,只要够认真,肯定要看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可能还要去找当年的博士、硕士论文来读,这样就对我们学科整体情况心里有底,自己的选题就会有的放矢,对自己的学术发展大有好处。我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编委的时候,一直坚持编发年度综述,这其实也有助于提升社科院文学所在整个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我自己也写过学科综述,《新华文摘》还全文转载过一次,说明我们的学科发展还是需要这类文章的,这也鼓励我有意识地写了一系列有综述性质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在《文学评论》上刊发的《现代文学研究60年》,使我对学科的整体发展情况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我到文学所的第二年,就开始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1998年做秘书长,2002年起当副会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学会挂靠在社科院文学所。之"前的秘书长是钱理群先生,钱先生59岁那年感觉太累,说什么也不做了;社科院出秘书长是有传统的,钱理群先生之"前是卓如老师。钱理群先生要辞任的那一年,杨义老师接替樊骏老师担任研究会副会长兼法人代表,钱先生就提出你们法人单位能不能出人接手秘书长?这样,杨义老师就推荐我来做,严家炎会长觉得我做过教务处行政工作,大概可以胜任秘书长。做秘书长就要熟悉会员情况,做组织工作,加上之"前一直在关注学科的年度发展,对某些比较新的研究较为熟悉。2002年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开年会,研究会换届,严家炎先生、朱德发先生、黄修己先生卸任会长、副会长,王富仁老师当选会长,杨义老师因为此前已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兼民族文学所所长,公务极多,明确表示不再做副会长,这样一来,我作为社科院的代表,便和吴福辉、温儒敏、丁帆、龙泉明一起当选副会长,加上连任副会长的陈思和,组成了研究会工作班子。我1997年才进文学所,此前做了近五年行政工作,与其他几位相比,学术资历较浅,之"所以当上副会长,全凭社科院这一平台。后来出的成果多了一点,学术界同仁对我的认可度也相应地有所提升。这从客观上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激励,迫使自己在专业上多下一些功夫,并要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特有的研究领域。

 

学术研究的宽与窄

学术研究还有一个宽和窄的问题。现在,职称论文和会议论文颇受诟病,认为多为应景凑数之"作。我的感觉是如果会议论文充分准备,可以是一个学术提升与拓展的好机会。我2001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最初就是一个会议的发言,当时没有充分展开,但谈完后觉得还有可做的空间,会后又下了一番功夫。还有那一年发在《文学评论》第6期上的《“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最初也是在文学所开会的一个发言稿。应该把会议论文当成拓展视野、深化研究、学术创新的机会。我做鲁迅研究的几篇论文也是源于会议。有一次鲁迅研究会在广州开会,会议主题就叫“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会议的组织者王保生老师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一个特殊的典型,他和中国现代文学是可以构成互动关系的——这个分析确有道理。后来我就想在鲁迅对现代文学的评价上做文章,最后选择的是鲁迅怎么评价30年代文艺思潮的问题。鲁迅对30年代文艺思潮的评价,过去我们通常是完全认同。但是,深入考察起来,就会发现他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那次会议我发言的题目就是“从现代史视角看鲁迅”。广州鲁迅会议后,袁国兴先生组织一个会议专辑,刊于《广东社会科学》,其中包括了我的发言稿。会后,我将论题进一步展开,分别论述鲁迅对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这样就加深了我对鲁迅的理解,假如没有中国鲁迅研究会组织的这次学术研讨会,我不知何时才能找到新视角。我是借助反思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批评,回过头看鲁迅为什么这么批判,他的判断有无道理,这才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天地。

我也要感谢职称论文的写作,第一年评职称受挫,赵园老师批评我提交的不是论文,后来我想这个批评有道理。当时我提交的是一篇对世纪之"交鲁迅评价的回应文章。世纪之"交,葛红兵、王朔等发表了一系列对鲁迅有负面评价的文字,我就把这些文章找齐,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做了一个系统的回应。文章发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有一万多字,好几个刊物都予以转载,我之"前发的论文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关注过,有点儿小得意,就把它当成其中一篇职称论文提交上去了。但后来细想,这篇论文没有提供任何新材料,所有的资料都是别人用过的;也没有任何创新点。一无新材料二无新观点,这样的辩护价值实在有限,它是论文的一种,但不是过硬的学术论文。罗尔纲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对他说写论辩性文章是给别人做嫁衣裳,要写就写有创造性的。罗尔纲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后来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我接受了那次提交职称论文的教训,第二次评职称时,就提交了《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这篇论文获得过第二届王瑶文学奖的论文二等奖。2001年,我又提交了两篇在会议发言稿基础上修订发表的论文,评上了研究员。有些地方的职称论文不大讲究质量,而是重在刊物与数量,的确有问题。好的职称论文应该是对自己有提升、对学术有贡献的那种。这是我对职称论文的一个想法。

2000年评职称后,一位老师见告,所职称评审委员交换意见,大致相似的看法是张中良的成果不少,但是涉及面比较大。我想,涉及面较大,和我的学术经历有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报刊文章写作的热心,有几年写短文颇多。报刊上的写作对年轻作者是有吸引力的,路数上和一般论文不太一样,“短平快”,涉及面更宽——这个也是当时所里有些老师觉得我的研究比较杂的原因。但到文学所工作以后,我逐渐走上了学术机构的工作路径,领域就相对集中了。说到申请课题,张大明老师给我很大的启发,翻译文学的课题就是张老师鼓励我申请的。张老师提醒我说,翻译文学目前做的人少,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我就选择了“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我留日一年,对日本文学比较了解,而且自己也做过学术翻译,容易切近这个选题。“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获准立项为社科院的基础课题,增订稿作为杨义老师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200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秦弓(张中良)著: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

 

中间还插入了一个小说史课题。湖南一家出版社请杨义老师主持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约我参与这个项目,承担三四十年代部分。但后来,所里的几位同事由于各种缘故都没有完成,只有我这本写完了。不成套,没有达到出版社预想的规模,我只好自己申请出版,樊骏老师和赵园老师为我写了推荐意见。最后出版的书名是《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这是我到文学所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专著。

 

秦弓(张中良)著:《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

 

在社科院做的第二个课题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问题”,这是社科院的重点课题。到这个时候,我的研究已经比较系列化了,理论层面的关注也更为自觉了。第三个课题就是前面谈到的“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这是文学所的重点课题。

还有一个影响研究视野的因素,就是担任室主任和学会的工作,在客观上促使我对较多的作家、流派、社团或者学科中的某些话题有所关注。开始好像没有什么系统,但此后随着问题指向的逐步明晰,以前涉及到的一个个散点都成为更大框架中的关键节点。反过来想,做现代文学如果没有对散点问题较为广泛的关注,自己的研究体系怎么能形成呢?这应该也是读研时陆耀东先生提醒我们不要只做鲁迅的初衷。我到上海交大后开过“五四”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鲁迅研究等课程。单说左翼这个领域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但我之"前做过研究的一些作家都是左翼的,茅盾、丁玲、张天翼……以前下的功夫这会儿都派上了用场。专家之"学很重要,也会有大成就。杨义老师谈过,走学术道路应该有专家的功夫,更要有学者的抱负和眼光。没有前者,做的东西站不住脚、生命不会长久;没有后者,只能固守于一个领域深耕细作,不可能产生大气象。黄修己老师也曾说过,做现代文学很难出大学者。若固守现代文学畛域,那可能会如黄老师所说;但若把它打通了做,局面就完全不一样。北京林业大学有一位陈俊愉先生,我有幸去家中拜访,陈俊愉先生说,他搞梅花研究,“文革”时有的学生批判说就搞个梅花,有什么资格当科学家?但后来陈俊愉先生当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不仅因为他的《中国梅花品种图志》《中国花经》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著述,而且因为他通过对中国历代梅花谱的研究,总结升华出一整套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方法论,在中国野生花卉资源探索方面也有大建树。陈俊愉先生的成功证明,小学科同样能出大学者,但要精深且有大视野。陈先生由梅花这个专题起步,拓展到整个植物学研究,这就是由专家到学者的升华。我们的学科永远需要专家,但也永远需要学者,二者无所谓孰高孰低,但从理论构架来说,学者的气魄更大。

 

张中良(右)和陈子善老师在华东师大博士答辩会上

 

我自己的目标是先把抗战文学史写完出版。我理想中的文学史,不是现在通用教材这样的体例,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是抓住每个时段的典型现象,不是像现在的文学史,一个体例贯通下来。我想学习鲁迅的写法,抓住每个时期的典型现象,用它们来引领各章节。比如说东北抗战文学,我要以《义勇军进行曲》带起义勇军抗日题材。关于华中敌后战场,我会以阿英的《敌后日记》为核心写一章,相关的解读我已经发了两篇,但还没有读完。丘东平会有一章,延安风景也是一章,我正在写,从茅盾的《风景谈》引出,先谈文艺座谈会前的延安文学状况,其中丁玲是典型个案,座谈会以后的文学状况也会是一节。希望写出来会有自己的特点。另外一个中长期的计划,我想写一本独特的现代文学史,在现有的民族国家问题和抗战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去做这项工作。

我始终觉得,历史学与美学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我们的学科而言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我个人来说,更欣赏那种历史还原的研究。比如谈“济南惨案”的文学表现,把这个事件前前后后的外交背景搞清楚,把相关作品的创作背景弄清楚,像左翼的冯乃超等作家,把他们写作的心路历程展现出来;还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把这个运动的背景、作家的背景、事件的背景,作品刊物的发展背景,都搞清楚的话,结论自然就会呈现出来——这就是历史还原。当然,怎么把历史还原和审美研究结合起来,这个值得细细推敲和揣摩——那是下一步的工作;但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切实把握,一味迷信理论方法的穿透力,往往会落入学术时髦的陷阱。

张中良 口述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冷 川 整理 神彩争霸注册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1年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