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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维国 刘源:《红楼梦》中语言暴力的阐释——伦理道德视域下的话语权探讨

内容提要 《红楼梦》中的语言暴力书写比比皆是,通过不同的表现形态出现在文本中。以《红楼梦》语言暴力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表现形态、人物书写、道德评判三个方面解析语言暴力,探讨伦理道德视阈下的话语权。根据《红楼梦》中语言冲突的表现形态,其语言暴力可概括为禁忌语言、贬损语言、歧视语言、诅咒语言四种类型。在《红楼梦》人物书写中,暴力语言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暴力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时代的伦理价值观念,反映了复杂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 红楼梦/语言暴力/伦理道德

  《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不仅因为它具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神,而且因为它有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语言艺术。语言不仅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个体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体现了人物的性格、处世方式、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等。在语言叙述中,《红楼梦》既有富丽典赡的韵文雅语,朴质平实的日常琐语,也有大量粗俗、不文明、不道德的詈言咒语等。这些“詈言咒语”往往以对话或独白的形式表现出来,夹以俚语、俗语、歇后语等,采用激愤的叙述方式,侮辱他人的人格、名誉,对他人进行诽谤、诋毁等,给当事人带来极其恶劣的负面社会影响,致使当事人的精神和心理、名誉和地位受到极大的伤害。为此,我们把这些施加于他人“詈言咒语”的行为称为“语言暴力”。语言暴力往往以语言霸权的形式孤立和剥夺他人的社会权利,对于他人伤害的程度大小不一,轻则精神受刺激,重则身败名裂,甚至导致他人生命的消亡。《红楼梦》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形象地揭示了语言暴力的各种表现方式及其危害。为此,本文以传统伦理道德作为理论依据,以《红楼梦》中的语言暴力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尽可能客观地阐释语言暴力的表现形态,进而论述语言暴力与小说人物描写、故事情节设置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语言暴力书写的伦理道德内涵。

  一、《红楼梦》语言暴力的表现形态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①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与人交流沟通的工具。语言本身没有阶级性,但使用语言的人处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利益诉求。在语言交往过程中,言说者为了个体或群体的利益难免发生语言暴力冲突,是最为常见的社会现象。《红楼梦》作为写实文学的经典之"作,对于语言暴力现象的叙述比比皆是,矛盾冲突的双方往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语言去打击对手,维护自己的利益。根据《红楼梦》中语言冲突的表现形态,我们把语言暴力概括为四种类型,分别加以阐述。

  1.禁忌语言

  禁忌语言是《红楼梦》中语言暴力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所谓禁忌语言,泛指粗俗詈语,与性器官、性行为相关联的脏话,以及亵渎神灵的忌语等,这类语言往往背离社会文明,因为不雅、不洁、不敬等而为人忌讳。禁忌语言往往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道德价值观念,是文明社会阶层非常忌讳的一类语言。这些语言,大多数人平时很少使用,只有一些素质较低的人使用,或是文明人在不太理性的状态下辱骂他人时使用。这些禁忌语言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在《红楼梦》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禁忌语言往往和男女之"“性”有关,以性行为、性器官等来辱骂、攻击他人,例如:

  贾菌如何依得,便骂:“好囚攮的们,这不都动了手了么!”(第九回)

  凤姐便一扬手,照脸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个筋斗,骂道:“野牛肏的,胡朝哪里跑!”(第二十九回)

  他干妈羞愧变成恼,便骂他:“不识抬举的东西!……这一点子屄崽子,也挑么挑六,咸嘴淡舌,咬群的骡子似的。”(第五十八回)

  他娘也正为芳官之"气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来打耳刮子,骂道:“小娼妇,你能上去了几年?……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屄里掉出来的,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第五十九回)

  这类语句不胜枚举,是平民百姓在矛盾冲突中常常使用的粗俗话语。《红楼梦》作为一部写实的文学作品,对此毫不回避。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是儒学,而儒学对男女情欲往往讳莫如深,对性器官更是忌讳。这类词语的广泛使用,实则展示了《红楼梦》各个社会阶层丰富的语言形态。

  2.贬损语言

  所谓贬损语言,是以动物、器物等比拟对方,或者以恶鬼煞神等称谓他人,从而达到侮辱他人目的的语言。“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③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因为人具备道德伦理观念及其文明的社会关系。段玉裁注称:“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为万物灵长,人的价值永远是被摆到首位的,物、鬼与人不可相提并论,如果把人贬损为动物、器物、鬼煞,实际上就是把人视作“禽兽”“非人”,被贬的人即丧失人伦而不配为人。《红楼梦》中往往利用贬损语言将人与牲畜、鬼怪或其他非生物相关联,辱骂对方为“畜生、禽兽、狗、猪、崽子、狐狸、忘八、骡子、蹄子、妖精、蠢物、浊物、东西、货”等,以此来鄙视对方,表示对方属于“非我族类”。例如:

  贾政点头道:“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第十七回)

  凤姐低了一回头,便又指着兴儿说道:“你这个猴儿崽子就该打死!”(第六十七回)

  晴雯道:“你瞧瞧这小蹄子,不问她还不来呢。……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第五十二回)

  (婆子)指宝玉道: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你是什么阿物儿,跑来胡闹。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罢!”(第五十八回)

  另外,王熙凤自创的五花八门的“忘八”脏话,如“没脸的王八蛋”“糊涂忘八崽子”等;李嬷嬷骂袭人的“一心只想装狐媚子哄宝玉”;探春大怒时指斥王家的“狗仗人势”;宝玉自贬的“泥猪癞狗”;薛姨妈称李嬷嬷的“老货”;王夫人骂晴雯的“妖精似的东西”等,不论是将人比为动物、鬼怪,还是非生命的“东西”,都是视人非人、侮辱人格的语言行为。

  3.歧视语言

  歧视语言往往与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地位等相关,包括性别歧视、身份歧视、职业歧视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语言现象。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以三纲五常构建长幼尊卑的有序社会,社会群体包括士、农、工、商四民。在四民之"外则有一特殊的贱民群体——娼优,社会地位卑贱,为整个社会所鄙视。那么“娼优”及与之"相关的称谓均成为辱骂他人的代名词。《红楼梦》中频繁出现的辱骂女性的词语如“小娼妇”“小淫妇”“粉头”,其实就是社会歧视、道德歧视、性别歧视等多种观念的具体体现。娼妇、淫妇、粉头都可以引申为低贱、肮脏、龌龊、不正派、不规矩的女人,是对女性的侮辱性称谓,如贾琏辱骂毫无不轨不忠行为的平儿为“娼妇”,秋桐侮辱尤二姐为“淫妇”,等等。美国社会学学者帕雷夏·伊文斯曾分析过类似的现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注意到称谓上的言语虐待行为,如果有人叫你白痴、傻瓜或母狗,或任何其他侮辱性的绰号,无疑会让你受到言语的虐待,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⑤需要注意的是,《红楼梦》中这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语言暴力更多表现在女性将这类侮辱性语言用在自己群体身上,她们不仅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例如,宝玉的首席大丫鬟袭人被宝玉的奶妈李嬷嬷毫不留情地骂“忘了本的小娼妇”;宽仁慈厚、吃斋念佛的王夫人会辱骂自己的丫鬟金钏儿“下作小娼妇”;赵姨娘更是骂芳官“小淫妇”“不过是娼妇粉头之"流”;还有王熙凤骂鲍二家的和平儿“好淫妇”“你们淫妇忘八一条藤”;等等。身份地位方面的歧视语言也是语言暴力的主要火力。每个人都是社会这张人伦大网上的一个节点,各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上。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之"下,社会崇尚尊贵,长尊幼卑、主尊奴卑、富尊贫卑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比如,贾政骂其子宝玉为“该死的奴才”。向来怜香惜玉的宝玉,在盛怒之"时流露出身为侯门之"子的等级意识和富贵公子的恶劣品格,骂小丫头们为“下流东西”,称“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王熙凤则凭借自己“正经主子”的地位,多次讥讽赵姨娘“半个主子”的奴才身份:“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克毒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做娘的春梦!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是奴几,也配使两三个丫头!”(第三十六回)

  还有一种颠覆伦理观念的骂人方式,号称自己是对方的“祖宗”“爷爷”“老子”“老娘”等,实际上是通过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来辱骂别人。例如焦大的醉骂是用近乎太爷教训后辈的口吻,先骂总管赖二是“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称:“焦大太爷跺跺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然后,又对着主子身份的贾蓉骂“不报我的恩,反倒和我充起主子来了”。焦大的醉骂其实是一个忘了自己身份的老奴“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的越界表现,是通过模糊主子和奴才的界限去侮辱贬低对方。

  4.诅咒语言

  所谓诅咒语言,是一种咒骂方式,言说者希望借助神秘力量惩罚另一方,给对方带来灾难与不幸。诅咒源自原始社会的咒语,是早期人类社会用于沟通人与鬼神的语言,往往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和魔力。“咒语的产生几乎可以推测到和原始语言产生为同时,它是人类崇信自己语言具有神秘魔力的必然产物。”⑥人类相信神秘魔力既可以驱邪祀神,祈福禳灾,同时又可以诅咒发誓,降灾降祸。在《红楼梦》中,这种诅咒语言按照诅咒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诅咒别人,即语言暴力的施暴者通过恶毒的诅咒语言,希望对方遭遇不幸、受到报应、不得善终,以表达憎恶、怨恨的情绪。如诅咒贾蓉“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的凤姐,转过头来也被众人诅咒“只怕也要现世现报”;鸳鸯又气又急又臊的时候,也咒过平儿和袭人“两个蹄子不得好死”,这些都属于诅咒别人的语言。另一种是“诅咒”自己。有时语言暴力的施暴者利用诅咒来自证,以表示一种决心,或证明自己的言行、品德。贾宝玉就是最擅长用咒语发誓的代表人物,例如第二十二回,宝玉向黛玉发誓:“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踏!”第二十八回他又说:“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此外,还有鸳鸯,在“誓绝鸳鸯偶时”说:“我一刀抹死了,也不从命……或是寻短见,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烂化成酱在这里!”这些狠毒的咒语表面上是在诅咒自己,实际上却是以神明的力量来肯定自我。

  二、语言暴力与《红楼梦》中的人物书写

  在文学作品中,小说人物之"间的语言冲突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深刻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等。在小说语言描写中,承载人物矛盾的语言冲突是小说人物对话、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人们往往通过这种非理智状态下的情绪语言宣泄,表达理智情况下不愿意表述的真实思想。《红楼梦》作者是一位高明的语言大师,他很善于采用“语言冲突”的方式书写人物,塑造人物性格,预设人物命运。

  1.语言暴力对《红楼梦》人物命运的预设

  《红楼梦》中以“吵架”形式所产生的暴力语言往往带有剑拔弩张、互相撕破脸皮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暴力语言往往具有谶语的功能,能够暗示人物的最终命运,带有预言色彩。这一点在晴雯这块“爆炭”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晴雯的结局是被王夫人撵出大观园,抱屈含恨而死。不论是晴雯施之"于人的暴力语言,还是别人加之"于她的暴力语言,几乎都预示了晴雯这一人物的最终命运。

  晴雯虽非贾府家生丫鬟,却从未有过要离开的想法,她以为在贾府、在大观园、在宝玉身边的空间是永恒的,她的时间概念也是永恒的。她抱着“痴心傻意”,以为“横竖这些人在一块”。第二十七回,晴雯在同红玉争吵时说:“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晴雯同贾府中的其他人一样,在潜意识里都是以为“倒像有几百年的煎熬”,时常嚷嚷着要将别人“撵出去”,却未曾想到自己到头来落了个“有言必应”的下场。第三十一回中,晴雯、袭人、宝玉三人之"间的争吵是矛盾冲突尤为激烈的一次。这一回吵架的缘起是晴雯因失手跌折了扇子而引来宝玉的一番说辞,故而她不满道:“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这里“离”“散”字眼已经开始提醒读者。而宝玉的话直接点出了晴雯最后被王夫人撵逐的下场:“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晴雯的回答是,“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再看第五十二回,晴雯撵了偷了“虾须镯”的小丫头坠儿。她怒其不争,忍耐不过一天,“今儿务必打发他出去”,“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出去”。这里再一次暗示了晴雯日后也是被“打发”的命运。

  除了上述几处,第五十一回,晴雯和李纨的一次间接言语冲突也暗示了其被撵的结局。这一回中晴雯生病,宝玉唤人回大奶奶李纨,望其传一大夫来与晴雯看病,不料李纨回话:“吃两剂药好了便罢,若不好时,还是出去为是。”晴雯气喊道:“我哪里就害瘟病了,只怕过了人!我离了这里,看你们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出去”“离”的字眼。第五十八回,在同芳官干娘的争吵中,晴雯大喊道:“什么‘如何是好’,都撵了出去,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撵了出去”这类话语晴雯可谓张口即来,殊不知自己的结局就在这四字之"中。“中看不中吃”说的是别人,其实也是别人对晴雯的一种认识。

  暴力语言所具有的谶语功能也体现在其他人物身上,例如强势泼辣又善妒的王熙凤虽然在前80回占尽风头,最终也难逃红颜薄命的悲惨结局。关于王熙凤的结局,作者在第五回王熙凤的判词中已经预告给读者,但一从二令三人木这句难以确知其含义,或谓王熙凤最后被贾琏休弃。根据脂批,贾府事败,王熙凤曾落入狱神庙,后短命而死。今天虽无法得知王熙凤人物形象的真实结局,但从其夫贾琏说出的暴力语言之"中便可窥知一二。第二十一回,贾琏和多姑娘厮混之"后,私藏多姑娘一缕青丝,不料被平儿发现,在口舌争斗之"中,贾琏对着平儿宣泄出对妻子王熙凤的不满:“你不用怕她,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罐打个稀烂,他才认得我呢!”“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第四十四回,贾琏与鲍二家的偷情,二人枕边说笑的内容也预示了王熙凤最后死去、平儿被扶正的结局。但到此时,贾琏对王熙凤也不过是因其悍妒而稍许不满,言语虽狠毒但带有玩笑和夸张成分。到了第六十九回,尤二姐的死亡令贾琏和王熙凤的夫妻感情彻底破裂,贾琏对死去的尤二姐发誓:“我忽略了,终久对出来,我替你报仇。”这种逐渐累积的恨意消磨掉了从前的恩爱之"情。根据这些语言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推测出贾琏最后是要对王熙凤下狠手的,她最终难逃被休弃而亡的命运。再如鸳鸯在“诅咒”自己时所说的那一席话中,实际上暗示了这个人物最后在贾母死去之"后,“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的最终结局。这种暴力语言对人物命运的预示在《红楼梦》中比比皆是,其中蕴含着大量关于人物命运的信息,这种谶语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2.语言暴力对《红楼梦》人物生存处境的隐性描写

  语言暴力除了有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预示人物命运的作用之"外,还能表现出《红楼梦》中各色人物的生存处境。通过对《红楼梦》语言暴力的解读,读者可以知晓每一位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处境,体味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状态,由此更能够激发读者对书中人物的同情、理解与怜惜。例如第六十五回,绰约风流的尤三姐在贾珍贾琏意欲轻薄取闹之"时说:

  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油蒙了心,打量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子花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全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二房,偷的锣儿敲不得。我也要会会那凤奶奶去,看他是几个脑袋几只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若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泼妇拼了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

  尤三姐对俗语、歇后语炉火纯青的运用,使得鄙俗粗野的骂人语言变得活灵活现,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她无视性别之"分和尊卑之"别,居高临下、任意挥斥,泼辣中带着强势。但是这种语言暴力表面上的威慑力虽然能够暂时震慑住对方,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具有一定程度的反抗色彩,但在这背后,体现更多的是尤三姐这类底层人物所承受的不堪和生存的困顿。这样不甘被富贵公子当作玩物、美丽而刚烈的“金玉一般的人儿”在《红楼梦》的社会环境之"下,只有被贾珍、贾琏这样的“现世宝”玷污的下场。尤三姐虽然风流妩媚,却带着坚守的一份骄傲和自尊。她既没有尊贵的身份,也没有能够买得他人欢心的钱财,在这种生存环境之"下,她渴望获得个人尊严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作者揭示了像尤三姐这样的人物不甘自贬身价沦为男性的取乐之"物,但她并无机会成为侯门公府的核心一员,更无法遂其心愿和如意郎君成就一番美好姻缘,她处于这个社会的边缘。这种悲惨的生存处境,在尤三姐仅有的几次出场中,透过其带有暴力色彩的语言显现出来,给读者以活生生的感觉,从而感受到人物遭遇的悲惨和其性格背后保持的那种人性中高贵的东西。作者对《红楼梦》中语言暴力的书写,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语言描写来看待,而是从暗处着笔,同人物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对人物的生存处境做一种隐性描写。例如宝玉的首席大丫鬟袭人,从一个丫鬟“上位”至宝玉的姨娘,她懂得控制宝玉,在顺应环境的同时积极争取上层的认可,在没有金鼓杀伐之"音的战争中打击了敌人。在袭人“上位”的过程里,她忍受了来自周遭和她同等地位之"人数不清的语言暴力攻击,她被宝玉的奶妈李嬷嬷骂为“忘了本的小娼妇”“狐媚子”。李嬷嬷对袭人的辱骂并不是因为她拿住了袭人做了败德之"事的把柄,而是由于袭人与日俱增的地位已经危及了她的尊严和地位。不论是“娼妇”还是“狐媚子”,都是一个年长者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一个年轻女性在德行上的指斥,以达到可以借此打压袭人这一类人的目的。贾府是一个等级分明的权贵之"地,高位之"人可以任意指斥比其地位低下之"人,同等地位的奴才也要通过主子对其的恩宠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同为宝玉身边的一等大丫鬟,晴雯不忿袭人的首席之"位,时常在言语上敲击袭人,逞一时口舌之"快,获取精神上的小小胜利。晴雯抓住袭人与宝玉有“瞒神弄鬼”的风月之"事,数次直接攻击。例如第二十回,晴雯笑道:“你又护着。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第三十一回,晴雯讥讽袭人连个“姑娘”都没挣上去。第三十七回,在袭人“姨娘”身份已经得到了王夫人的肯定之"后,晴雯指桑骂槐将袭人说成了那奴颜婢膝、媚主求荣的“西洋花点子哈巴儿”,而袭人只是避重就轻地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表面上贾府的状态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深院之"中你争我夺的生存处境却是暗流涌动、凶险异常,身为奴才的丫鬟群体的生存处境更是抱火卧薪。晴雯不知道的是,在贾府中若要明哲保身,应该学麝月一般大智若愚,并在关键时刻能够替袭人出头,将锋利的言语对准她们这一群体之"外的人。例如第五十八回,面对芳官的干娘,书中这样写道:“袭人唤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呵他两句。’”麝月同人吵架,是有理有据之"中带着“震呵”,她懂得站队的重要性,能够充当袭人强有力的臂膀,这也是后来贾府大厦将倾而麝月能够“开到荼靡花事了”的原因。而率真坦荡、“窝里横”“什么都知道”的晴雯,却不知道“笨笨的”袭人早已暗度陈仓。“当袭人在宝玉挨打之"后,也以她的类似‘清君侧’的建议符合了王夫人的固有思路时,王夫人突然把袭人视为自己的知音”,⑦从而踩着他人向主子表明了忠心。上述这些例子都是《红楼梦》中语言暴力对人物生存状态做出的种种隐性描写。生活的真相隐藏在帷幕之"后,在你来我往的口舌之"争中,在充斥着语言暴力的生活状态中,我们可以窥见各类人物在《红楼梦》这个五色斑斓的舞台上演绎的苦乐悲欢背后不同的生存处境。

  3.语言暴力对《红楼梦》人物造成的身心伤害

  在《红楼梦》中,语言暴力的普遍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处于哪一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语言暴力来表达愤怒、憎恶等情感。这种灵活多样、五花八门的暴力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冲破语言规范的表现,比如禁忌语言的使用。同时,这种语言暴力的行为也可以看作冲击封建思想桎梏的表现,带有违背礼教、蔑视礼制的意味。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语言暴力看作率性由真、个性解放的表现。语言暴力作为一种软暴力,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巨大的。在《红楼梦》中,这种伤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由语言暴力冲突引发的行为暴力。语言暴力是说话者刺激、侮辱听话人的一种语言行为,语言暴力的承受者一方面对施暴者给予的刺激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又以言语为手段对对方施加新的刺激,这时语言暴力的受害者又转换为施暴者。所以,语言暴力行为往往表现为语言冲突,冲突双方互相使用暴力语言辱骂对方。而最终结果常常转化为行为暴力,即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轻者带伤挂彩,重者命丧黄泉。例如《红楼梦》第九回,贾府众子弟闹学堂,原本只是几个纨绔子弟之"间小范围的唇枪舌剑,互相辱骂,继而火力全开,“动了兵器”,发展成波及整个学堂的打架斗殴,“早见一方砚瓦飞来”,“两首抱起书匣子来,照着那边抡了去”,“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起一层油皮”。这是语言暴力所导致的行为暴力的典型例证,好在结果只是几个人受了轻伤,并没有危及生命。

  第二,语言暴力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伤害。语言暴力的施暴者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通过掌握话语霸权,用各种粗俗且带有攻击性的语言,以伦理道德为武器,针对对方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或者是故意强加给对方的违背伦理道德的罪名,来给对方扣上败德的帽子。许多施暴者并不是封建道德的捍卫者和遵守者,他们只不过是在粗俗的脏话中加入道德的因素,来为自己对他人的攻击性行为做出一种道德化的解释。而语言暴力的受害者则会产生尊严受损、人格蒙辱以及道德沦丧的心理感受,最终导致其个体生命的消亡。在《红楼梦》中,因为语言暴力令对方人格蒙羞、精神受辱而造成生命消逝的案例有很多。金钏儿被王夫人斥为“下做小娼妇”,被撵出贾府,忍辱含冤最后情烈投井。晴雯被王夫人骂道:“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花红柳绿的装扮!”“妖精似的东西!”……这些带有强烈杀伤力和威慑力的狠毒语言对晴雯这样极其重视尊严、性格坦荡率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把利刃。晴雯被撵、抱屈而终的结局不能不说是语言暴力所导致的一大悲剧。而诸如尤二姐被秋桐辱骂后吞金自尽等具有悲剧色彩的情节,也都在说明语言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人的价值观、个性特征,以及诸多的心理伤害,很多时候是在语言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语言暴力在伤及人的情感和自尊的同时,也能转化为行动,从而变成真正的暴力,伤害甚至摧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被语言暴力用为武器的伦理道德似乎已经成了一把双刃剑,更多时候并不是起到真正规范人们言行品格的作用,而是被用来进行人身攻击、铲除异己的工具。当语言暴力经过伦理道德的包装之"后,这些“娼妇淫妇”“狐媚粉头”的脏话摇身一变,竟成了一种道德化的、合乎纲常伦理的指控。这种指控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其影响力之"大是不可估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对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伤害是更为严重的。总之",言语有无穷的力量,可以带来安慰、祝福,也可以带来伤害、破裂和毁灭。

  三、《红楼梦》语言暴力的伦理分析

  《红楼梦》中的语言暴力反映出特定历史条件与时空背景下的某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内涵,传达出一种时代观念与思想意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强调血统的纯正和忠孝观念、等级观念等,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观念是统治人们思想的绝对武器,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绝对准则。正因为伦理道德观念深植于中国人的骨髓、血液,所以当矛盾的双方在剑拔弩张的语言冲突中,往往都要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把对方置于伦理道德规范的对立面,从而以正义的卫道者自居,彻底战胜对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均有使用语言的权利,语言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语言却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关系、道德理念,尤其是特殊的暴力语言。

  1.语言暴力中的血缘观念

  《红楼梦》中的语言暴力现象表现出的血缘观念主要体现在两点:

  其一为封建家长制的灵魂内核和精神符号——孝文化。“中国传统的家庭是血缘、生活及感情缠织起来的蜘蛛网。在这个网里,孝形成了一个不可渡让和不可侵犯的父亲意象,这个父亲意象辐射出一股权威主义的气氛。”⑧在《红楼梦》中,这位象征权威主义的“父亲”便是一家之"长贾政。在第三十三回里,贾政对其子宝玉私藏琪官以及间接导致金钏儿投井的行为大为恼火,盛怒之"下险些将宝玉打死。“今日再有人劝我,我把这冠带家私一应交与他和宝玉过去!……也免得了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贾政这些言语,既是因为宝玉的所作所为是对自己不孝,同时也是因为自己养了宝玉这样的儿子而有辱家门,是对祖先不孝。这是《红楼梦》语言暴力对孝文化及家长本位观念的一种反映。儒家将孝亲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⑨王熙凤虽然贵为贾府管家主子,泼辣凶狠,玩弄权术,是脂粉里的英雄,却有没能为贾家传宗接代这一致命的硬伤。在第一百一十七回里,别人正是抓住这一点骂她“焦了尾巴梢子”。这是骂人断子绝孙,是对其无子的轻视和诅咒,也反映出孝道中承担延续香火这一职责的重要性和传统孝文化对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影响。

  血缘观念的第二点表现即重视血统的纯正,例如用“婊子养的”“野种”等恶言骂人,即通过封建伦理中重视血统纯正的观念来辱骂别人血统不纯,甚至隐含着混乱的两性关系等。《红楼梦》里秦钟因为得到宝玉及贾府众人的偏爱而令旁人眼红,所以其他人便就其血统这点大加贬斥:“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附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这秦钟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不但重视子嗣,而且特别重视血统的纯正。血缘观念对人的影响便是,既怕子嗣不继,又恐种类不纯,故以此骂人是对人极大的污辱。

  2.语言暴力中的等级观念

  《红楼梦》中的语言暴力对等级观念中的主尊奴卑和男尊女卑观念体现得最为彻底。《红楼梦》中掌握话语霸权、担当语言施暴者的一方往往是“主子”,这体现了宗法社会长期以来的尊卑之"分、主为奴纲的等级秩序。“主子”和“奴才”成为《红楼梦》中使用最频繁的一组词语。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法意识在小说中通过大量的语言冲突来展现。奴才依附主子,没有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主子和奴才是支配与被支配、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伦理道德的蔑视者王熙凤在训斥赵姨娘时,也是用“礼”来为自己的言语戴上一顶道德的高帽,直戳赵姨娘身为“姨娘”的痛处。在封建宗法秩序中,赵姨娘虽为贾政的“屋里人”,身份却依然是奴才,而他的儿子贾环却是主子。正是因为这种扭曲、复杂的家庭关系才出现了王熙凤的这段话:“大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作什么!凭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你就大口啐他!他现在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第二十回)这一席话不仅体现出王熙凤身为正经主子和管家人的盛气凌人的威势,也挖苦了赵姨娘实为奴才的尴尬地位,她只是一个连自己儿子也无权管教的卑贱姨娘。而上文提到的焦大醉骂,既是焦大企图用过往的荣耀资历去模糊主子和奴才的界限,通过语言暴力去疗救乌烟瘴气的贾府,但其实也掩盖不住一个忠心为主的老奴骨子里的奴才意识。而他这种越界行为并不能挽救贾府末世之"际的颓势。虽然他通过语言暴力撕破了主子们的脸面,但也不过是无用的愤慨和悲哀。

  在语言的暴力系统中,由于男性权力始终拥有语言的话语权,辱骂女性的脏话也就层出不穷。《红楼梦》中频繁出现的辱骂词语如“小娼妇”“小淫妇”“粉头”其实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这些词语被频繁地使用,体现的是宗法社会中伦理制度下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妇德”对女性的道德要求。男子借着对女子的侮辱和蔑视掌握着权力,从而形成对女子的支配秩序,女子则在这种语言暴力的攻击中臣服。前文提到《红楼梦》中这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语言暴力更多表现在女性将男性对女性的侮辱语言用在自己这一群体身上,从语言自身来看,这是因为女人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掌控并发展女性的脏话,受一直以来人类社会传统的影响,她们生来就接受并认可了这一男性语言暴力系统。从伦理方面来看,实际上也是长期深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所致。秋桐辱骂尤二姐为“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又说自己“眼里揉不下沙子去。让我和他这淫妇做一回,他才知道”。女性自己轻视自己,也轻视别的女性,这难道不是男尊女卑观念的更深层次体现吗?她们认可并接受男性对女性所使用的谩骂词汇,既深受这种观念的禁锢,却又渴望自己成为伦理道德的楷模。

  3.语言暴力中的道德观念

  三纲五常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具体表现为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人们如果违背这些准则即为“败德”,不仅自己遭受世人的谴责、批评,甚至被人唾骂,而且使整个家庭或家族蒙羞。自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文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主导思想,三纲五常渐渐成为封建社会评价人的道德标准,是制约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在语言暴力冲突中,语言施暴者常常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攻击他人的失德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暴力的受害者显得无比弱小、无奈,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施暴者个体,而是整个强大的社会道德体系。在《红楼梦》中,语言暴力的施暴者常常利用对方德行上的污点来打击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王熙凤因贾珍、贾蓉私助贾琏偷娶尤二姐,大闹宁国府,实是因为丈夫娶小妾自己心中气不过,但在骂人时她却知道用道德武器来武装自己,置贾琏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位置。她说要“三媒六证”“成个体统”,她骂贾蓉是“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其所谓“体统”“脸面”“王法”都是道德和伦理的象征。后面秋桐骂尤二姐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是抓住了这点。所谓“先奸后娶”,正是因为尤二姐是在贾府“国孝家孝两重在身”之"时没有经过“三媒六证”而由贾琏偷着娶过来的妾。可见伦理道德的蔑视者王熙凤和本身就与贾琏“眉来眼去相偷期的”败德之"人秋桐,也懂得用伦理道德的武器去攻击他人败德无伦的软肋。这些例子均反映出传统的道德规范被置于重要地位,它在束缚和制约着人们行为的同时,也遭受着人们的破坏。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的语言暴力书写比比皆是,通过不同的表现形态出现在文本中,在塑造人物形象、完成某种叙事功能之"外,也体现了这些功用背后更为深层的伦理道德思想。语言暴力体现的道德文化内涵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它不仅反映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价值理念。总之",对于语言暴力冲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伦理道德观念在语言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55页。

  ②曹雪芹、无名氏:《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皆依此本,后文不再另行标注。

  ③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1页。

  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⑤帕雷夏·伊文斯:《语言虐待》,宋云伟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⑥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

  ⑦詹丹:《〈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再阐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⑧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9-102页。

  ⑨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2页。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