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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丹:从大文化史观再出发:百年《红楼梦》研究如何突破?——从《红楼梦》语体问题切入“文备众体”研究

关键词 《红楼梦》研究/文化学视野/再出发

 

  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古代很长一个时期是被边缘化的,即便唐代文人开始自觉从事小说创作,但很大程度上是带着“征奇话异”的趣味和游戏心态,对文体的纯粹性,即所谓得体问题,似乎并不在意。唐人韩愈创作《毛颖传》等传奇小说,曾招致“驳杂无实”之"讥讽[1](P43)无实,谓之"虚构;驳杂,则可以理解为文体或语体的杂糅。不过,至宋代,关于小说之"驳杂无实开始获得正面评价。宋人赵彦卫从行卷、温卷角度重新理解了这一特点,以文备众体这一颇具积极意义的正面评价,替换了带有贬义的驳杂无实的概括[1](P65)

  时至今日,虽然较多学者认为赵彦卫所言行卷与唐传奇关系可能并不密切。然而,赵彦卫论断的真正意义在于,“文备众体”是宋人对唐传奇文体特征的一种概括。这种概括即便只具有局部意义,未能体现在唐传奇的所有篇章中,但它是对发展了小说文体总体特征的概括。文言小说经过宋明小说家的不断努力,在“文备众体”方面产生了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样基于史才而在抒情议论方面各有侧重的杰作。其实,就宋代而言,文言传奇的“文备众体”现象已经令人瞩目。鲁迅所辑《唐宋传奇集》包含14篇宋传奇,除了《开河记》《赵飞燕别传》《李师师外传》等篇章没有穿插诗词歌赋外,其他皆有穿插,而且穿插比例之"高,超过他所辑录的唐代传奇[2](P8—293)

  宋人“说话”的起始,正是以“文备众体”为努力目标的。这种努力,首先落实于对说话人各方面才能的训练。如罗烨《醉翁谈录·舌耕称引》提到“说话”意义上的小说家时曰:“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闻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传奇,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咽万余言,讲论古今。”[1](P88)其所列小说家不仅要熟知名家词章,而且还要具备讲论古今、褒贬是非的才能。现存的一些话本、拟话本小说包容多种文体,至清代《红楼梦》达到登峰造极地步。

  以往讨论“文备众体”较多关注文类问题,偶涉语体,且主要集中于骈散或韵散的语言交错问题,讨论并不充分。文学是语言艺术,小说文体最终须落实在语体。“文备众体”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体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一方面是因为小说创作开始定位的“驳杂”,形成了语体纷繁复杂的面貌;另一方面,当小说拓展出生活的无限世界时,语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被大大拓展。当然,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各要素在小说中的表现并不均等。如果用较为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分析,那么,二元中总有一元构成其基本语体,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元则成为变体以表现特殊效果。这种二元的参差对立展开在小说中,形成了小说语体多姿多彩的面貌,从而深刻地表现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本文从语体这一特定角度切入“文备众体”问题,注重分析《红楼梦》在语体意义上的韵散交错、文白对峙和雅俗交融等特点,探究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容,力图将“文备众体”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红楼梦》鲜明的“文备众体”特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叙事与抒情的统一,是史与诗两大传统的合流,落实在语体中,就是韵散交错,即在散文叙事过程中夹杂了诗词曲韵文创作,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历史地看,古代诗词韵文皆在生活中产生,后人接触这些诗词时,其原初语境已从诗歌背后脱落。我们所读诗集多从诗人生活中抽象出来,在理解上缺乏生活土壤支撑。关于诗词作品脱离历史语境流传的现象,古人早有所识,唐人曾尝试建立一种将诗放回生活语境来接受的方式。唐代《本事诗》就把诗与生活事件结合起来编排体例,将每一首诗放回生活语境中,揭示其产生缘由,方便读者以一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整体的而不是片断的方式来理解诗歌。

  宋代延续本事诗传统的是欧阳修,这表现在他的《六一诗话》中。唐及唐前有“诗格”、“诗式”、“诗品”等,未见有“诗话”之"说法。“诗话”最早由欧阳修提出,《六一诗话》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首部诗话。之"所以取名“诗话”,司马光《续诗话》解释说,他的名声才能不及欧阳修,之"所以敢作《续诗话》呼应欧阳修,是因为其诗话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有相同处——皆在“记事”[3](P274)。可见,诗话之"特指叙事诗话便是关于诗歌的事件。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将小说归于诗话门类,在诗话类别中言及中国小说的发展[4](P560—561)。在他看来,小说将诗歌和事件统一起来,尽管他竭力批评小说发展每况愈下,但认为小说整合了叙事和诗歌却是符合实际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文备众体的语体特点。下面,从语体的韵散交错视角对《红楼梦》作一分析:

  首先,《红楼梦》人物沟通的基本方式是散文化的,当散文化的言语方式转换成韵文时,就有了一种间离效果,即人物可以从情景中出来,以客观的立场看待人物的言语交流,完成散文难以完成的某些功能。让一个人在日常言谈中发表宏论,不免略显可笑,但在小说中穿插诗词,遵循“诗言志”惯例,以曲折迂回的诗词艺术方式,便可使得蕴含的宏论变得可以被接受了。这样,薛宝钗才会在她的《临江仙》中借咏叹柳絮来抒写“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志趣。特别是坠入爱河之"人,当面表达爱意总有点羞涩,但把这种爱意放在韵文体中就不至于那么难堪。当诗歌承载情感时,诗歌也就成为双方的媒介,并从日常散文化语言中独立出来,人物也就不需要直接面对对方。这时,诗歌既为情感交流之"媒介,也是保护之"屏障。林黛玉的诗固然以情感居多,但有时当着贾宝玉的面不便言说之"语,便可借助诗歌予以表达。诗歌的这种文体特性,可以使林黛玉与现实暂时间离,从而更方便、更顺畅地承载自己的情感。比如,林黛玉在贾宝玉的旧帕上题下三首绝句,表达她对贾宝玉的全部之"爱,但林黛玉绝不会当面用散文化言语表达,似乎只有用韵文的方式才能恰到好处地承载这份情感。当然,这也与林黛玉韵文学扎实的基础和长期的实践有关,“她是贾府公认的诗才第一人”,“唯有她是真正爱读书的人,而且读的全是文学书,并乐意全身心地参加文学创作实践”[5]。可以说,韵散交错的语体方式,达成了人物不同情感或者情感不同层次的个性化交流。

  其次,从叙事整体结构看,韵散交错不仅仅意味着小说人物交流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事件与情志在互相生成、影响、解释中展开。《红楼梦》在散文中夹杂诗词韵文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固然成为人物的交流方式;而另一部分则停留在整体化的叙述层面,即通过叙事性插入,在小说人物接受阅读中成为小说情节的组成部分。比如,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中提到的“金陵十二钗”判词,就构成了对人物未来命运的暗示和解释。有研究者从结构功能角度解释这些韵文的作用,但笔者却认为,不能忽视这些韵文所折射的谶纬式宿命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小说的社会价值批判。不过,散文化叙事与韵文更深刻的关系在于二者之"间的生成关系,即叙事为韵文提供了充分的语境,而韵文又把叙事的境界提升了。且不说林黛玉的葬花词与其身世的密切关系,即便是跟她学诗的香菱,也同样体现了韵文抒情与散文叙事相结合所反映的社会的深刻性。

  “香菱学诗”是《红楼梦》中的著名片段。香菱是小说中最痴迷于诗的人,她的不管不顾地创作,不是简单地为小说的散文化叙事贡献诗歌,而是表现她写诗的动力源于苦难命运的挣扎。她是以执着的写诗来慰藉自己的不幸。但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尽管好色粗俗的薛蟠没有资格作她的依靠,但薛蟠外出经商时,香菱在大观园写的最好的一首诗仍是借月渴慕团圆,其蕴含的自居心理,加深了香菱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当然,《红楼梦》中尽管诗词韵文数量不少,但在小说散文化叙事中插入韵文毕竟不是小说叙事的常态,讨论语体多样化问题,还应从日常的散文化叙事本身着眼。

  《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白话小说,人物日常交往自然是以口语白话为主,但在某些场合出现白话和文言对峙情况,颇耐人寻味。第十八回元妃省亲,元妃与众人言语多口语白话,而他人却用文言书面语,如元妃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地方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因问:“薛姨妈、宝钗、黛玉因何不见?”王夫人答曰:“外眷无职,未敢擅入。”后来再问:“宝玉为何不进见?”贾母答曰:“无谕,外男不敢擅入。”母亲对女儿、祖母对孙女居然说这样的书面化语言,显得刻板僵化。

  但这里的情境是,贾母和王夫人面对的不仅是孙女、女儿,更是皇家贵妃,需要用一种非常严肃的书面化语言对答。从表面看,元妃说话情真意切,而王夫人、贾母的书面语言似乎在控制情感,但深一步看,这种语体的差异却暗含着礼仪的差异。贵妃对祖母和母亲可以用轻松随便的大白话交谈,以此表现她的亲切,而祖母和父母却不可以如此,这体现了皇家的尊严。一般而言,高层贵族可以用口语言说,这种身份和语体的差异反而表现出贵族阶层的体恤下情,而下层则需要用合乎上层身份的语体来应答,以此显示对上层贵族的尊重。语体的文白差异实则暗含着礼仪文化的等级制度,其中还进一步蕴含着情与礼、忠与孝、尊与卑的冲突。

  当然,这样的表现亦非一成不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元妃和父亲的一段对话:“(贾妃)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6](P244)元妃与父所言与其母并无多大差别,但说话语体却全用文言,父亲毕竟是朝廷命官,向父亲表达骨肉分离之"情,在语体上亦须遵循皇家之"礼仪。于是,内容与形式产生分裂,这种分裂在其父冠冕堂皇的回答中被小心翼翼地弥合起来了。贾政除了要表现对皇上的感恩外,还劝说元妃一心侍候皇帝,在尽忠的绝对要求中,父女之"情没有了存在余地,文言表达形式的整肃,达到了与忠君礼仪的高度统一。

  红楼人物言语文白对峙情况,在书面文字表达或在情节推进中引入其他文类时也会出现,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三十七回的探春结社。探春向贾宝玉发出的帖子是用典雅的文言文写成,还用了较多典故,基本以骈偶句式贯穿下来,结尾曰:“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7](P486)探春以女性身份与男性争锋,不但要须眉让脂粉,而且在结尾自称为而不是妹,力图模糊性别界限,使得文章主旨透出的英气和骈偶词句的铿锵有力很好地协调起来。也是在该回,同宗的贾芸想攀高枝,尽管比宝玉大几岁,但在一时的戏言后,居然煞有介事地认真起来,不但以宝玉儿子自许,还设法给宝玉送了两盆海棠花大献殷勤,并随花送上一封用大白话写成的贴子,其中有句言:“前因买办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认得许多花儿匠,并认得许多名园。因忽见有白海棠一种,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只弄得两盆。大人若视男是亲男一般,便留下赏玩。”[6](P487)

  这样的大白话以及贫乏的用词,自然让人忍俊不禁,但把此帖与探春诗贴相对照,才显得更有意味。前者是文言,后者是白话,文言容易给人以距离感,白话则更贴近生活。探春用骈偶句式的信笺谈诗论社,一方面诗社确有远离生活的一面,用文言书写十分恰当,但她借此想跳出身为女性的狭隘意图也十分明显。如果说,探春使用文言给了她飞扬助力,那么贾芸使用白话则恰恰让他低矮下去。文言的距离感和白话的贴近感,在各自的写作者手里得到充分的发挥。进一步说,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的人伦问题,在两封不同的信笺里,通过不同的语言方式得到了新的处理。正因为这种颇具新意的处理,又把我们对语体的思考,再次带向了社会文化方面。

  通常认为,文言是雅,白话是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红楼梦》中也有都用白话来表现雅俗的。老祖宗与刘姥姥游大观园时也说白话,但言语间亦透着高雅,而刘姥姥却透着乡野俗气。这些已为大家所熟悉,无须赘言。这里,需要讨论的是,雅俗语体在不同人或者同一人言语中的那种似乎是反常规的复杂体现。这里先举香菱和夏金桂有关“香菱”名字的一段对话。夏金桂嫁给薛蟠后,对先于自己在薛蟠身边的侍妾香菱万分忌妒,百般挑剔,认为宝钗给香菱起的名字甚为不通,小说写道:“话说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哧了两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香菱道:不独菱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本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7](P1127)

  与描写夏金桂丰富的表情和动作不同,小说中没有香菱说话时的任何神情描写,她只是在静静地陈述,这种由静而来的细致描述,似乎让我们看到她收敛动作,陶醉在淡淡的清香中。相反,夏金桂的一切动作和表情却让她躁动起来,既遮蔽了她对一个幽深世界的理解,又让凸显出来的近乎小丑样态的动作丰富起来,把一个外在于自己的美好世界给掩盖了。也许,像“鼻孔里哧了两声”这种大白话,可以用一种更精致、更凝练的语言如“嗤之"以鼻”来呈现,但作者并未如此,因为用大白话呈现白描笔法,可以让夏金桂的丑态形象获得动态感,而这种动态白描所造成的丑态效果,与其不容置疑式的连续反问十分协调。言语的雅俗,在许多场合固然与人的雅俗不可剥离。但值得注意的是,香菱富有雅趣的解释和陈述并未打动夏金桂,她反而要求香菱把名字改为“秋菱”,将香菱陈述的那种“清香”似乎一下子剔除了。小说家在这里并非要表现二人审美趣味之"差异,而是表现夏金桂借此由头巩固正室地位,在重要的权力斗争面前,审美让出了自己的位置,描述夏金桂的动作丑态成为其行动的力量,而香菱富有诗意的静静陈述,反而成为其软弱的征兆。

  夏金桂为人粗俗与薛蟠可谓趣味相投,小说多处写了薛蟠的粗俗言行,当雅俗言语杂糅在薛蟠身上时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小说第二十八回写宝玉、薛蟠、蒋玉菡等在妓女云儿处喝酒行酒令时,薛蟠的言语显得相当粗俗:“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里蹿出个大马猴。”到第三句“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时,周围人才万分惊讶,觉得他何以说出如此文雅之"句。其实小说描写的巧妙在于,粗俗之"人偶尔也有附庸风雅的冲动,在粗俗中杂糅进这样一句,就使得粗俗以一种不伦不类的变相方式表现出来,改变了读者对粗俗的教条式理解。即便薛蟠表现得如此粗俗不堪,但因其有钱有势,因而依然可以在众人面前表现得毫无顾忌。

  当然,小说有时也对雅俗杂糅进行创造性利用,如第四十六回,好色的贾赦想讨鸳鸯为妾,鸳鸯的嫂子视之"为天大好事,结果被鸳鸯啐了一口道:“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儿——又满是喜事。”以名画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来谐音“好话”,何其高雅;以痘疹发出灌浆说明危险期已过为“喜事”,又何等凡俗。鸳鸯的嫂子本来是把好话与喜事指向小妾之"事,却引出鸳鸯雅俗不同的语言张力。表面看,鸳鸯似乎以高端的雅与低端的俗涵盖了所谓的好话和喜事,但这种雅俗杂糅却更深层次地说明鸳鸯内心的愤懑十分强烈,至于其嫂是否听明白已根本无关紧要,雅俗的语体杂糅,最终在人物的情感宣泄中被统一起来。但这种痛骂,只能面对她的嫂子来发泄,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这种怒火发泄是有意回避想霸占她的贾赦,其情感宣泄越激烈,越说明她陷于奴婢困境没有人身自由的无奈与愤慨。

  上述讨论把语体问题分为三个方面,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许多场合中这几个方面是交融在一起的。语言作为一种交流方式,与其所传递的社会文化内容如同纸之"两面无法剥离。谈论语体问题,必然涉及人的心灵及社会文化等问题。换言之",在向人的内部心灵世界和社会文化的外部世界同步拓展时,语体的多样化提供了有力的伸展触角。这是文学研究,也是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整体视野的必然结果。不过,忽视这种整体视野,以割裂的、碎片化的方式来接受语体的表达,可能也是人们留恋不去的阅读习惯,是一种机械思维或者说趣味主义的陋习。从这一角度说,《红楼梦》似乎也为这种接受的陋习,提供了反讽式理解的案例。

  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政要求宝玉创作《姽婳将军词》,该词所蕴含的激越而又悲剧性主题,即“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我为四娘长太息,歌成馀意尚彷徨”,并没有得到贾政及周边清客的太多理会。在宝玉创作过程中,周边人始终对其用词喝彩,什么“古朴老健”,“流利飘荡”,这当然是清客的奉承,但我们可以想象宝玉创作该词的悲愤。也是在这一回,他还写下了痛哭晴雯去世的《芙蓉女儿诔》,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之"间,构成了情感和思想上的互文性。但这种互文却只能停留在语言层面,因为就贾宝玉来说,他只能在语言层面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却无法把自己的不满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而周边的人则走得更远,他们除了赏玩一下语言形式,内容皆一概忽略了。在这里,诗词韵文与叙事内容的交替呈现,在表面的结合中反映出一种内在理解的深刻断裂。这样的结果,是不能不引起我们警觉的。

原载《河北学刊》2020年第1